编者按：《迪亚摩长沙》一书由长沙地方志编纂办公室整理、岳麓出版社出版。 本书是一套反映长沙风光、历史人物、故事传说以及风土人情的描写性、写意的长沙读本。 该套丛书以长沙人文历史为基础，以43处极具代表性的山水、城市、教育科技遗产景区为纬度，全面深刻地描绘了长沙千年发展的内在轨迹，并对建设进行反思。湖南人民精神家园的演变与演变. 它不仅是对长沙古城历史面貌的真实还原，也是对长沙未来发展的理性反思。 本书以散文方式勾勒历史，用场景引导人，用人讲述历史，用场景抒发情感。 它集史料的厚度、专着的力量、叙事的灵活性于一身。 线条充满了松散的哲学思想和诗意的肖像。 现将全文分节转载，以飨读者。

接上篇文章（时事学院：新学之始，英雄之始1.湖南近代教育的开端）

时事学院：新学习起点的新锐人才

长沙市中山西路有三桂街（又名小东街）。 这是一条很有历史的老街。 三桂街15号有一栋老房子。 门是双扇的，门腰上有一个铜环，漆成深红色，显示出历史的痕迹。 门楣上悬诗人夏承焘（1900-1986，字瞿禅，晚年改名瞿言，别号谢林、孟虚水，房名月轮楼、天风阁、御林堂） 、朝阳楼。他是浙江温州人，一生致力于词的研究和教学，是中国现代词的领军人物之一。先驱者书写的“天逆录”三个大字这座城市的创始人也展现了它的历史年轮，相传这里是清代大学士刘全志最早的宅邸，刘全志是长沙人，民国二十五年中进士。乾隆年间（1760年），乾隆、嘉庆年间为官50年，历任左都御史、吏部侍郎、礼部侍郎、侍郎。兵部、学士学位协办单位。 他是《四库全书》的第一人。 70岁时，他光荣退休回到家乡。 死后，被封为太子少保。 刘全志有兄弟三人，所以这条街被称为三桂街，附近的几条街也被称为太平街、联胜街、结桂街、吉祥巷、复兴街、复兴街、小东街（皇帝是大老板，当时人们也称刘全志为“相国”。 毗邻三桂街的楠木殿内，尚存相国寺遗址。 光绪年间，该宅为益阳翰林周贵吾（历史学家周谷城的祖父）所有，将其改造成三进四合院式府邸。

然而，熟悉长沙历史的学者知道的是，这里是孕育晚清维新运动的机构“时务学堂”的旧址——这个“影响半壁江山”的学堂。 “中国近代史上的辉煌”是长沙这座城市的荣耀和荣耀。 骄傲的，本来可以高调推出，却凭借仅剩的狭小面积（只剩下原来面积的八分之一），悄悄躲在长沙粮油公司（现福祥粮油公司）宿舍区。油链公司）和长沙市粮食局里面，很少有人知道。

走进长方形的院落，右边是原房主陈云章（1911-2004年，益阳天成县人。早年毕业于湖南大学，后创办职业教育，接手《新潮日报》，并曾任省第九职业学校校长“四磨路”校长住所、中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湖南省工业协会会长、湖南省参议员等）。 大门正对面是天逆堂，是陈云章纪念父亲陈天逆的纪念馆。 门楣左侧的铭文为历史学家周谷城手书。 陈天妮本身也是一位著名学者。 历任东北大学中文系教授、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、湖南大学首任中文系主任二十余年。 还与著名音韵学专家曾云谦教授一起担任湖南省官书店编辑。 与人合着《中国通史》，在史学领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。 天泥殿红砖墙，门楣突出绿色琉璃瓦。 门上挂着陈天妮写的一副对联：“一代宋欧联史席；千秋斑马为前身”。 横批“高山巍然”。 在这副对联中，他借用了历史界领军人物宋奇、欧阳修、班固、司马迁的话来形容自己。 殿内供奉着陈氏家族的灵位，陈列着一些名人的题词、纪念文字和奏疏。 其中有孔德成（1920-2008，字玉如，小号大圣），孔子第77世长孙，第31代。 严圣公，大成智氏始祖封祀官，台大等大学教授），李锐（1917-2019，平江人，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，党史专家）台湾故宫博物院原院长秦孝义（1921—2007，衡东人，著名学者、政治家）分别题写墨迹，以及马鹤龄（1920—2007）1995年题写的对联一幅。 2005年，湘潭人），台湾前领导人马英九的父亲、蒋介石的秘书：“云一位老人从海峡对岸飞来，庆祝文坛盛会；张竹香，一群仙人仰视他，留在了历史博物馆的树顶上。” 还有许多珍贵的合影，如晚清湖南高僧海印画像、民国初学者海印画像等。 著名诗人王开云、书法家黄子源、江苏学政、岳麓书院、城南书院院长王先谦。 庭院右侧，一堵覆盖绿色琉璃瓦的高墙矗立在“天泥殿”和“思摩路”之间，是整个宅院的中心。 墙上镶嵌着梁启超题写的《时事学堂旧址》、李树义父亲李小丹题写的《时事学堂碑记》、李匡松题跋、陈云章题词四块珍贵碑刻。 四个铭文排列成一排，显示出这个地方不寻常的历史。

2.鑫海骨干训练营

时事学院从开办到关闭只用了半年多的时间，但它所播下的改革、政改的种子却有燎原之势，特别是它培养的一批优秀人才，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。

时事学院只录取过三次：第一次是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年）8月28日，录取了40名学生；第一次是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年）8月28日，录取了40名学生； 次年3月1日第二次录取内部学生30名。 ，外部班学生18人，附加班学生7人； 闰三月，第三批学生入学，其中内班学生46人，外班学生52人，北洋学生各10人。 然而，在这两百多名学生中，却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。 尤其是头等舱四十人中，不仅有北洋政府教育局长、北京师范大学首任校长范元廉、中央研究院院士、哲学社会学部委员杨树达等。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李富士，中国第一位博士生。 物理学博士、黄埔军校代理校长兼教育长方定英等教育学者，以及更多1911年辛亥革命的英雄人物，其中包括李秉焕（1876-1900，别名胡村，慈利人），自立军起义烈士林贵（1875-1900，号叔堂，别号武安，湘阴人）、田邦轩（1879-1900，号伯益，号俊义，慈善家）、蔡忠浩唐才忠（1877-1900，名蜀山，常德人），唐才忠（1873-1900，唐才常之弟，浏阳人），幸存者秦立山，唐才智（1880-1966），字花城，绰号法尘（浏阳人，唐慈昌之弟），还有云南巡抚、护国战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蔡锷等名将。 梁启超曾说：“我虽然只在时事学校学习了半年，但收了很多优秀的学生。我逃到日本，班上40人中有11人随我而去。后来唐先生经常背着我去日本。”汉口革命，11人中，死了8人！” 他还说：“新旧之争，起于湖南，波动于京城。” 可以说，时事学堂不仅为1898年维新变法培养人才，更是1898年维新变法的重要舆论阵地。难怪杨叔达自豪地评价：“1900年的庚子叛乱”清朝、人民推翻元朝，都是时事师生共同努力才得以实现的，一所短命学校能取得如此成就，古今中外都是罕见的。”

熊希龄的《时事派》对联云：

八颗星谈天，三带谈地；

四种异教，同一民族的五个部落。

谭嗣同还写了一副对联：

江湖英雄，努力维持现状；

徐远、项的子孙无不称赞中兴。

他们都希望时事学院能够为改革运动贡献新的力量。 事实上，时事学院不仅做到了，而且做得非常出色。

这里简单介绍一下。

蔡锷（1882—1916），原名蔡根银，又名松坡，邵阳人。 他从小就开悟，聪明绝顶。 13岁考取进士，15岁在两千青年才俊中脱颖而出，考入时事学院，成为一等四十人中最年轻的一个。 求学期间，他与谭嗣同、梁启超、唐慈昌等老师的关系十分深厚，学习成绩也极其优秀。 他被称为“戴白帽子、穿浅衬衫的最小男孩”。 1898年政变、时事学校关闭后，他与林贵、李秉焕、蔡忠豪、田邦轩、唐才忠、范元联、秦立山等11名同学冒险离家出走。 他们历尽艰辛，从长沙迁居上海，又东渡日本，追随梁启超、唐才常继续求学。 1900年，十名时事学生回国，参加唐慈昌在武汉组织的自立军反清起义。 他受唐慈昌委托，前往长沙劝说新军首领黄忠豪，同时在湖南起义。 黄忠豪不赞成起义的时机和策略，而且他很珍惜蔡植的青年才俊，所以几乎把他软禁在自己家里。 几天后，自立军起义失败。 唐慈昌、林贵等师友，以及湖南弟子五十余人惨遭杀害。 蔡幸幸免于一死，心却被刀割伤。 他曾赋诗“谈唐唐义祭，万民为浏阳哭”。 逃回日本后，他将自己的名字从艮寅改成了鄂，意思是“磨砺锋芒，报仇雪恨”。 他决定参军，考入士官学校，以便日后掌控军队。 1911年辛亥革命后，29岁的蔡锷在云南领导重九起义，推翻了杀害他两位恩师的清朝。 四年后，也就是1915年，蔡锷发动了保国灭袁的战争。 蔡锷以坚定不移、大无畏的精神和为国为民奋战到底的英雄气概，终结了袁世凯复辟皇权的梦想，为拯救中华民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。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秦立山（1877-1906，原名丁一，又名游，又名敦公、公皇，原籍江苏省吴县，长沙人，曾任《清异报》主笔）自立军起义的组织者、幸存者。 1901年，他创办了《国民日报》，这是留日学生中第一份宣传革命的报纸。 1902年，与章太炎等人发起亡国纪念会。 同年，他在上海创办左新社，创办月刊《大陆》，极力反驳康良的保皇主义言论。 此后，他继续从事反清活动，直至积劳成疾，英年早逝。

周鸿业（1878-？字伯勋，湘乡人），自立军起义幸存者，战败后返回日本。 1902年在东京参与创办《国民日报》和《旅行译编》。 同年，他与章太炎等十人发起“纪念中华民族灭亡242周年”，后又参与组织“中国青年协会”和“军事与人大教育学会” 。 中华民国成立后，任财政部副部长，着有《万国宪法》。

戴哲文（1879—1907），字君友，又名世平，新化人，出生于造纸业富商家庭。 他的二姐夫袁继流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大学的语文老师。 时事学校停办后，东渡日本留学，结识黄兴，加入华兴社，参与组织平里流起义、邵阳起义、广西起义等反清活动。 《新华社爱国者戴喆简史》载：

光绪三十三年，黄兴、谭仁丰从越南攻打龙州，哲文负责筹集军饷。 战争初期，哲文到桂林会见松坡，一起游说广西巡抚张明启。 明齐命令清军停战，革命军进入龙州。 当时，哲文已经病重； 为革命军运送枪械的弟弟石泉、弟弟石云因劳累中暑而亡。 他的妻子肖也病重。 松坡怜悯他，劝哲文要好好保重身体，哲文没有听从，累死了。 松坡亲自护送三兄弟的灵柩回家乡，安葬于戴氏祖坟。 哲文无子，松坡提议由长兄石渠子四皓为继承人，提议获得批准。 葬礼结束后，四皓随松坡返回桂林。 曾就读于广西讲堂、湖北陆军中学，后参加武昌首艺。 中华民国成立后，松坡请求中央追认哲文为烈士，并将其供奉于湖南烈士陵园。 四浩被派往日本当军官学员。

杨树达（1885—1956，字玉甫，小号继伟，后号乃林翁，长沙人），长沙人。 他从小就跟随父亲阅读《汉书》。 13岁入时事学堂，后师从叶德辉，精于训诂之学。 后来，他被派往日本留学，精通日语和英语。 1911年辛亥革命后回国，在长沙多所学校任教。 1919年，加入国民保健会，与毛泽东等人一起进京上访，“驱张（敬尧）”。 范元联担任教育司长时，也进入了教育部。 宣先生曾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、清华大学，并不断写作。 后移居湖南大学任教，并定居长沙。 抗战时期避难湘西，讲授《春秋》班，启发学生。 1949年，他拒绝去台湾，甚至游说陈明仁发动和平起义。 随后，他在湖南大学、湖南师范大学任教，3次接受毛泽东接见，书信往来频繁。 直至1949年去世，这样的待遇在当时的老学者中还是相当罕见的。 其生平著作有7种，载于上海古籍出版社《杨树达文集》。

范元琏（1874—1927，字景升，湘阴人，实业家范旭东之兄），近代教育家，北京师范大学、南开大学创始人。 曾任私塾教师，后就读于时事学院。 维新失败后，赴日本留学，毕业后在首都大学任教。 1911年辛亥革命后，历任教育部副部长、中华书局编辑部主任、北洋政府教育主任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。 任职期间，极力推荐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。 1915年，与梁启超、蔡锷等人联合发起反袁护国运动。

李富士（1881-1947，原名李富士井，字泽民，祖籍江苏省吴县，生于上海），时事学校学生，后赴英国、德国留学，从事光谱学研究，并获得高等物理学博士学位。 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外国学生，其博士论文题目为《勒纳碱金属光谱理论的光谱实验研究》。 勒纳因其对阴极射线的实验研究而获得190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。 当时德国物理学界的伟大权威，后来成为20世纪科学领域的领军人物的爱因斯坦，也于1903年申请成为他的助手。 这样一位物理学大师建立的理论，却被一个25岁的中国年轻人推翻了。 这表明我国第一位博士生。 在物理学方面的成就非凡，达到了当时科学研究的最前沿。

中国第一重工业家范旭东（1883—1945，湘阴人，原名袁让，字明君，后改名范锐）是中国化学工业家，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奠基人。 他被誉为“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”。

黄遵宪变法失败被罢官后，给时事学校的学生写了一句话：“国家年轻时，我将成为老将军，我将仰视你和曹蓝眼睛。” 充满了对年轻一代的期望和鼓励。 而这些学生也确实没有辜负前辈和老师的培养和教导。

在中国历史上，时事学院就像一道闪电撕裂了黑夜的一角，很快就被黑暗吞噬，历史又回到了最初的刺骨冰冷。 然而，沸腾的血液并没有白流。 英雄们用高贵不屈的生命，堆积起那个时代的墓碑，激励着一批又一批前来的掘墓人。

1905年春，蔡锷从日本回国，受湖南巡抚端方聘任湖南新军教导处助理，执教新军。 有一天，23岁的蔡锷登上岳麓山，赋诗一首：

绿云绿树冲天，万水千山膜拜在眼前；

环顾中原，谁主宰，从容策马至山顶。

诗中充满了对时局的忧虑，也流露了他对革命的热情。 而这代表了时事学院的校风——以国家民族的振兴为己任，坚忍不拔，留下一颗赤子之心照亮历史。

而这种本质、能量和精神将会生根发芽。 至少，它会给接受它启发的人以力量和鼓励。 购买旧址的学校校长、私营企业主陈云章也与他有着无形的联系，延续了他的风格。 1948年春，他以湖南省、长沙市六工农商团联谊会主席名义，起草了《致全国代表大会的信》，强烈要求“结束内战”。并呼吁和平。” 随后，他率领6个省市工农商团体代表，阻止长沙央行将金银、银元、美元走私出省。 1949年2月，“天泥路”成为中共湖南省工委造反组织联络点。 刘公武、蔡七才等著名人物常云集于此。 为了和平解放长沙，他说服了陈明仁等政治领导人。 4月25日，何何亲自前往东安县，带着唐生智来到长沙。